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宣言》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黑暗反动时代”，继而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罪行。《宣言》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状况，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推翻一切反动势力和剥削制度。在《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国内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一部分因故脱离共产党组织的人士及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如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等数十人，于1928年初，在上海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草拟了《党纲》、《政纲》，并先后在上海、江西、北平、天津、四川、江苏、安徽、山东、福建等省市秘密进行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华革命党是一个未经正式成立的松散政治组织，但它为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打下了组织基础。

邓演达于1927年12月离开莫斯科抵达柏林。他首先总结了中国革命，特别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同时考虑重新建党和党的纲领等问题。他意识到建党的基本要素之一，必须具备一个中心的思想体系，便开始攻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书籍，研究各国革命史和社会现状，从中吸取经验，寻找规律，思考中国革命问题。他关注着国内的形势，用通信方式与国内外的朋友和专家学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交换学习心得，分析时局，研究、探索中国革命大计。宋庆龄曾评价邓演达说：“看他的信，像小说一样，常希望这个小说是永远看不完的。”

在理论研究的同时，邓演达先后到英国、法国、意大利、挪威、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欧亚国家实地考察。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邓演达锲而不舍，形成一套民主革命的思想体系，即：1、中国社会机构的分析。这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依据。2、中国革命的方针策略。这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3、中国革命的发展前程——社会主义。这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归宿。

1930年5月，邓演达从国外秘密回到上海，即着手起草并主持讨论建立新党的政治纲领，筹备建立党的中央机构等问题。他白天潜居寓内研究革命问题，晚间则外出联络，讨论国内外形势，筹划建立组织，开展反蒋活动。邓演达同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党的名称和党的指导思想问题。邓演达认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我们要继承孙中山的旗帜，就要继承孙中山的组织——国民党。当务之急是反蒋，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尤其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现役军人，他们多年来受过国民革命思想的熏陶，也不满于蒋介石统治，这是可以大加运用的。因此“国民党”这块招牌，还有一定的用处。最后大家同意沿用《莫斯科宣言》中用过的名称，定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经讨论，统一为：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革命胜利后必须是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我们要建立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就必须彻底反帝。政治纲领经多次讨论，五易其稿，意见基本统一。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问题，特别是领导核心的人选也大体酝酿就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