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事变”期间农工党联共反蒋详考

来源:农工党聊城市工委  时间:2020-10-22 10:54:00

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随着《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而落下帷幕,而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对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接连失利,于是,蒋介石便把抗战的十九路军派往福建剿共,企图借红军之手来歼灭十九路军或使二者两败俱伤,面对如此安排,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进退维谷。于是,在十九路军入闽前,“临委会”(今农工党前身)中央干部会干事李世璋就奉劝蔡廷锴:“十九路军抗日,名誉满天下,现在你只要联共反蒋抗日,就可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就有办法。[1]入闽后,广大官兵不满于内战的心理与日俱增。此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华革命党(今农工党前身)创始人之一谭平山曾派农工党员朱蕴山出面斡旋。由于前线不断失利,农工党领导人黄琪翔又力劝蔡廷锴:十九路军只有和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才能谈得上反蒋抗日。

赴沪联共
1933年7、8月间,彭德怀红三军团主力东进,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区寿年部在连城惨败。对此,蒋介石竟通令全国,说十九路军“剿共不力,遗失口令信号,泄露机密”,以打击该军威信。对此,蔡廷锴感慨:“积极反共固然失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面对当前的严重形式,保持十九路军这点本钱很不容易,蒋介石想假手红军来消灭我们,可以肯定无疑了。[2]
对于十九路军此种处境,时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秘书、农工党员麦朝枢曾回忆:“我到上海后,8月30晚,黄琪翔在家里请客,同席的只有章伯钧、彭泽湘、刘伯垂(即刘剑米)和我。正在吃饭时间,晚报送到,登载:十九路军在闽与红军作战,打了大败仗;区寿年部在连城全师覆没;谭启秀部在延平战败,退出水口;红军指日可下福州。大家看到这条消息,异常震惊,因为在座各人和十九路军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无论在公在私,必须设法挽救十九路军。当时大家估计,蒋中正蓄意消灭十九路军,现在正好借手红军来达成目的,一定不会增调援兵。广东军队也在赣南受到红军的牵制,无兵可调。这样,十九路军就只有坐以待毙了。最后彭泽湘说:‘现在种种想法,都很难收实效,最好是在上海找中共中央负责人谈判,说明十九路军是抗日反蒋的,应该是革命同路的军队,红军不应该把它消灭;如果红军消灭十九路军,正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毒计。要求中共中央转电红军领袖,先行下令停止进攻,然后再商量具体条件。这样决然可以得到中共中央的接受。舍此之外,别无办法。’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办法最好,但不知十九路军方面是否能够照做,又一致商定由黄琪翔写信寄香港问陈铭枢。陈铭枢收到黄琪翔的信以后,函复已派梅龚彬(农工党员)到上海与中共接头,可就近配合进行。[3]
由于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梅龚彬此行没有取得具体结果。对此,梅龚彬回忆说:“中央上海局派来接见我的仍是胡鄂公(前面与朱蕴山会谈的就是胡鄂公,故有此说。作者注),我和胡鄂公只谈了一次话。”不久胡鄂公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双方联系就此中断。
此后,农工党和十九路军又派中共早期党员、农工党员刘伯垂和十九路军旧部属刘树模去上海。当时上海中央局错误执行王明“左”倾关门主义政策,认为“国民党找共产党都是投机”,“红萝卜(外红内白)最不可靠”,“我们不应上他们的当”。[4]在这一错误思想指导下,肯定是不会有什么结果了。
为配合农工党员朱蕴山、梅龚彬和刘伯垂的上海之行,农工党和李济深又派农工党员彭泽湘赴沪。彭泽湘到上海后,通过先到上海的朱蕴山的线索,和中共代表胡鄂公谈过一次。胡鄂公对彭泽湘说,你们先动,你们一旦举起反蒋旗帜,红军自然不会打。这个答复没有解决双方联系的具体问题,彭泽湘就要求见他所知的几个中央负责同志中的任何一个,因当时中央已迁江西,故求见无果。于是,彭泽湘即回香港,建议十九路军另派代表去江西苏区见毛泽东同志。
虽然联系无果,但到上海与中共接洽的几位农工党员都同时向中共表明:中国社会是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的‘半封建社会’,中国唯一出路是进行反帝反蒋斗争。我们希望同任何革命政府和苏联进行合作,我们相信,只有革命的共产党支持我们,因此我们向共产党派遣了代表,以便签署双方之间的协议。我们承诺接受共产党的所有建议,不对红军采取任何进攻行动,以维护公民的生存、信仰自由、言论、集会、游行、结社、出版等权利,并释放政治犯等。
这样,十九路军在农工党的大力推动下,由入闽之初蒋介石要求的“剿共”变为“联共”,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飞跃,这也为以后双方正式会谈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两赴苏区
十九路军与中共在上海多次商谈未果,黄琪翔、蒋光鼐、蔡廷锴认为,不能再这样延误下去,经与陈铭枢商讨,决定采用秘密方式,请农工党员陈公培由港赴闽,直接到延平前线与红军初步联络。
1933年9月中旬,陈公培秘密抵达福州。
9月16日,蒋光鼐、蔡廷锴联名写了一封致朱德、毛泽东的联络信:“贵党及红军同胞,夙以反帝倒蒋为职志,此即证明贵党与敝军在政治上有共同目标、在军事上有提携之必要。特此委托陈公培同志与贵党为军事合作的磋商,敝军同志甚希望贵党及红军同胞予以最诚意的接洽。[5]此信以丝绸写就,并藏之于化装成农民的陈公培的衣领内。然后,蔡廷锴亲自将陈公培带到古田县水口。到水口,蔡廷锴又给陈公培在活页本上开了一张令沿途军民团队放行的便条,并派人送陈公培到葫芦山谭启秀部,足见十九路军对陈公培此行的重视。第二天,谭启秀派人送陈公培到前方司徒非处,司徒非是谭部团长,是最前线部队。
22日,陈公培到达西芹红军驻地,将信函转交彭德怀、滕代远。
彭德怀、滕代远“觉得一直与共产党作对的敌人,忽然改变态度,要求谈判求和,这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认为与蔡廷锴取得一定的妥协,未尝不是好事,必须慎重对待。……立即发电给项英、朱德、周恩来,询问陈公培系何许人,并抄报蒋、蔡来函……请示对待办法。[6]周恩来接到彭德怀等人的电报,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东方军主力结束东线战斗、迅速调回北线反围剿的大好时机,便当日晚6时致电项英,提出与十九路军方面谈判的意见。随后,又电告项英、彭德怀、滕代远:“蒋、蔡代表陈公培即吴明,此人为共党脱党者,常在各派中奔走倒蒋运动,并供给我们相当消息,吾常笑之为军阀的清客。如军委同意本二十二日十八时电办法,可由国平(指东方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前往西芹与吴明面谈。[7]23日上午,在中共安排下,陈公培由西芹来到王台,与彭德怀等在“上大庙”东方军司令部隔壁的“八角楼”进行谈判。
王台谈判旧址——八角楼
陈公培首先转达十九路军的态度:(一)响应苏维埃宣言,停止进攻苏区,释放政治犯,取消经济封锁;(二)要求红军退出洋口,以泰宁、将乐、建宁、清流、连城为国界;(三)希望双方保守条约内容的秘密;(四)建议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东方军领导人遵照中央局来电的指示精神,在谈判中提出四点具体意见:(一)红军愿与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订立共同作战协定;(二)十九路军如系诚意抗日反蒋,即应接受红军“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等提议;(三)以上提议须于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四)在接受上述条件后,详定抗日反蒋作战协定。
陈公培对东方军领导人提出的休兵条件没有异议,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陈公培即通过电台联系蒋光鼐、蔡廷锴进行汇报:“请下最大决心于最短时间复电,前途幸甚。”但由于十九路军电台缘故,屡次叫号不通,于是红军方面又将写有“请十九路军再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直接谈判”的回信由陈公培转交蔡廷锴。
王台会谈后,闽西北前线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十九路军与红军在延平一线进入休战状态,为双方进一步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的签订
1933年10月9日,农工党与十九路军决定再派农工党员徐名鸿为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在农工党员陈公培的陪同下,立即赴中央苏区与中共中央洽谈合作事宜。
18日,徐名鸿和陈公培即从龙岩出发。临行前,有人恐吓:“杨杏佛血迹未干!”徐名鸿拍案而起:“既定决策,反蒋必须先联共!我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下午四五点钟,徐名鸿一行即到达苏区边界新泉池。在乡苏维埃,徐、陈二人简单地说明了来意,表明身份,徐名鸿又给瑞金的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寄出一封书信。瑞金方面收悉后,急令沿途接待来使。福建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热情接待徐名鸿、陈公培,并为他们备马送行。
10月下旬,二人到达瑞金。
“和不和十九路军谈判?在党内曾一度引起争论。当时统治全党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对当时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更是毫无认识。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因而他们拒绝和十九路军谈判。’这种错误主张,遭到了一部分同志的反对。这些同志认为十九路军本质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的利益的,与帝国主义和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当权派存在着矛盾,因此,它有反共的一面,也有对日仇恨、对蒋不满的一面。现在日寇紧逼,而蒋介石却把他们从抗日战线上调来打内战,并且从政治上、经济上进行种种压迫,因而他们的反蒋情绪就必然发展起来。在这种形势下,被迫与我们合作,是完全可能的。而我们联合十九路军,不仅在政治上对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军队会起到重大的影响,在与蒋介石的军事斗争上,也会产生直接的对我有利的作用。经过一番争论,‘左’倾错误的领导乃不得不同意和十九路军进行谈判。”[8]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领导谈判工作,并派时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潘汉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与徐名鸿直接谈判。
据潘汉年回忆,徐名鸿在谈判中“表达了同我们进行认真谈判的十分真诚的愿望,甚至表示愿意前往苏维埃中国的首都(瑞金)会见我们中央执委会代表毛泽东同志,但我们中央的某些成员不想让这两位代表进入苏区,因为担心他们是特务。但当我给毛泽东同志发去电报后,他不同意这种观点并建议:让他们来。这样,毛泽东同志便把他们请到苏区。”“毛泽东同志为他们举行了正式宴会。宴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讲话,阐明了以前公布过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两位代表听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后深受感动……他们说:‘我们以为,毛是半土匪半游击队的头领,我们决没有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位睿智的政治家。’”[9]所以蔡廷锴后来回忆说,难怪当时据徐名鸿说,二人只“见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但没有见到当时当权的王明、博古”,可能也就缘于此。
由于双方均以诚相待,所以潘汉年与徐名鸿在瑞金的谈判进行的较为顺利。
10月26日,潘汉年(化名潘健行)与徐名鸿草签了包括“停止军事行动”“恢复商品贸易”“释放政治犯”“发表反蒋宣言”“互派全权代表”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福建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简称《初步协定》)。
1934年2月14日《红色中华》刊发的《初步协定》
协定签订后,林伯渠代表苏维埃政府宴请了徐名鸿、陈公培二人。第二天早晨,毛泽东亲自给他们送行。毛泽东笑着对徐名鸿说:“现在我们结亲家了,你们可以常来常往嘛,潘汉年同志就陪你去福州。”徐名鸿握着毛泽东的手说:“谢谢,我觉得十九路军的很多目标与共产党是一致的,我们闽西的土改很热闹,欢迎前去看看。”毛泽东愉快地说:“好嘛,我对农民问题最有兴趣,当然要去看啰。”
《初步协定》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及红军与反日反蒋的地方实力派签订的唯一一份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合作协定。双方在协定中互有要求、互有让步,其中最大的让步莫过于相互承认对方政府和军队的合法存在。《初步协定》的草签和生效,标志着双方形成初步的合作关系和开始建立上层统一战线,使十九路军联共反蒋抗日的政策得到落实,解除了十九路军的后顾之忧,也为红军打破蒋介石的围剿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加快了发动“福建事变”的进程。
12月1日,十九路军与人民革命政府方面即根据条约发布“大赦令”,分批释放了包括数十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内的全部政治犯152人。解除了依南昌行营1933年春规定的经济封锁,向苏区供应盐、布、西药、器材等特需品,积极主动地履行了《初步决定》。时任中共代表警卫员的吴振英回忆说:“到漳州不久,苏区就不断有人来,大多是来买药材、币纸、盐巴等东西。其中有一个中华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或叫商业代表团,团长叫严达人(陆定一的老丈人),还有赖祖烈等三四人,与我们住在一起。赖祖烈同志是经常跑的,买药品、盐巴、还买了币纸。当时苏区盐巴很紧张,一块大洋只能买到一二两盐,我也利用那机会带了两三斤回去。”[10]中共代表潘汉年也评价说:“苏区的情绪也大大高涨起来。大家都认为同十九路军建立贸易联系是正确的。十九路军地区的军民也很满意,因为他们可以向苏区出售自己的商品。”
显然,在促成十九路军与苏维埃工农红军签订《初步决定》过程中,农工党发挥了重要作用。难怪1933年11月22日《申报》“赣传闽变内幕”一文对此做了如下记载:“近月以来,陈(铭枢)蛰居香港,积极活动,一方拉拢第三党,一方由第三党首领黄琪翔等为之联络共党及赣闽匪军,与彼一致行动。”“(第三党)为实行土地革命,复采以往容共时期之农工政策,并谓今日救国,必须联俄,联俄必须容共。”“陈铭枢在港时,即有黄琪翔、彭泽湘等代表与共党及闽赣共匪分头联络。嗣共匪方面亦由伪福建军区总指挥罗烈辉之妻赴港晤陈,面洽一切。现已与共匪妥协,成立互不侵犯之军事协定。并议由闽方接济赣闽匪区食盐三十万元,药品三十万元,兵工器械十万元,为彼此合作之先决条件。现共匪首要彭德怀之妻及共匪代表尚滞留福州,为更进一步之联络。”
1933年11月22日《申报》报到农工党(第三党)联共情形
日本军部报纸也对十九路军与苏维埃红军的合作予以详细报道。
1933年12月10日《申报》转载日本军部报道闽方联共信息
国民党南京政府《华北日报》在“联共经过”一文也说:“(十九路军)由第三党黄琪翔介绍,得与共匪妥协,前月该军派总部秘书长徐名鸿赴瑞金,与共匪商定两个不侵犯条件,先由该军供给共匪大宗粮秣、食言、弹药,而后一齐出兵攻击中央,共匪向南昌前进,该军向浙方进攻。[11]
另外,王盛泽在《“第三党”与“福建事变”》一文中也说:“在福建的‘第三党’党员也积极宣传联共反蒋抗日,推动事变的爆发。能否实现与共产党和红军的联合,是事变发动的前提,也是各项政策制订和行动实施的关键。联共政策确定后,‘第三党’党员徐名鸿为与共产党实现实质性的合作做出了很大努力。”[12]

《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的签订
苏区红军和十九路军虽然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但由于双方合作仍处于秘密阶段,故边境双方仍时有冲突。为进一步贯彻协定精神,应十九路军请求,中共中央决定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黄火青为秘书,随同徐名鸿、陈公培到福州,以进一步落实反蒋抗日合作事宜,并展开新一轮谈判。
十九路军驻漳部队参谋、农工党员周士第受蔡廷锴之托,负责把潘汉年、黄火青接到福州会谈。为隐蔽目标,徐名鸿、潘汉年化装成病人,用担架抬行,途经长汀、新泉、蛟洋、龙岩抵达漳洲。潘汉年向蔡廷锴递交了由毛泽东签署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全权代表的官方证书。11月上旬,周士第又带领一个小分队将潘汉年秘密送抵福州。
11月21日,即福建事变的第二天,刚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与苏区中央政府全权代表潘汉年秘密签定了《抗日停战协定四条》。
11月下旬,中共军事委员会又加派张云逸为驻十九路军军事代表,与蔡廷锴协商共同开展反蒋斗争问题。张云逸途径漳州时,受到了十九路军第四十九师第一团团长、农工党员周士第的热烈欢迎。到达福州后,张云逸即住在农工党领导人黄琪翔居所——福州黄巷32号,也是当时农工党中央所在地。
福州黄巷32号农工党中央机关旧址
11月27日,在农工党员徐名鸿力促下,依照10月26日签订的《初步协定》的原则,闽西善后处办公厅主任陈小航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代表,张云逸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军事代表,方方为中共福建省委的代表,在反复磋商的基础上,进一步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简称《闽西条约》)。计正文17条、附约4条及备忘录。
《闽西条约》的签订,确定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军事疆界线,解决了双方人员往来的安全与发展贸易交通等问题,对双方的安定和红军突破蒋介石的经济封锁都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对此,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会见徐名鸿时就赞扬道:十九路军过去替蒋介石打红军、压迫人民是错误的,但现在不愿打内战,积极抗日,中国共产党是欢迎的,支持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同十九路军合作,双方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反蒋抗日。毛泽东还针对“左倾”思潮的干扰指出:我们联合十九路军,不仅在政治上对全国人民和对国民党军队会起到重大影响,在与蒋介石的军事斗争上,也会产生直接的对我们有利的作用。
在促进十九路军与苏维埃工农红军联合反蒋抗日的整个过程中,农工党发挥了积极的策划、组织和推动作用,为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事业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本文获中国农工民主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究优秀论文三等奖,作者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金顺、山东省聊城市莘县政协文史工作室冯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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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世璋.党史研究资料(第三集)[C].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328.
[2]蔡廷锴.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九辑)[C].成都: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79-80.
[3]麦朝枢.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九辑)[C].成都: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76-77.
[4]摘自1981年11月11日《访问黄玠然的记录》。
[5][7]薛宗跃.十九路军在福建[C].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298.
[6]《滕代远传》写作组.滕代远传[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184.
[8]张云逸.福建事变档案资料(1933.11-1934.1)[C].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224-225.
[9]摘自《潘汉年自传》,存国家公安部。
[10]摘自方长明1982年2月18日记录整理的《吴振英同志谈话记录》,资料由中共福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提供。
[11]南京12月13日通讯:联共经过[N].华北日报.1933-12-15.
[12]王盛泽.“第三党”与“福建事变”[J].福建史志,19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