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枣庄（峄县、滕县）籍黄埔人物因受当下乱局逼迫、辛亥革命影响和远大抱负的感召，先后投奔黄埔军校，受教并追随邓演达，其间多数经历、见证了中国重要的革命历史进程，从北伐战争到农工党（“第三党”）创建，从“黄埔同学会”成立，到坚持反蒋；从后邓演达时代，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成为一面面旗帜，照耀历史，激励后人，让农工党精神代代相传，弘扬至今。

 

关键词：邓演达；枣庄黄埔人；革命贡献

 

邓演达是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更是孙中山先生中国革命使命的继承者。黄埔军校创办后，正是在邓演达革命思想的引领下，一大批枣庄籍黄埔师生，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后成为一个影响巨大，威武不屈的英雄群体。时值中国农工民主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以此文纪念革命先驱邓演达，回顾党史，不忘历史，对于我们进一步增强历史使命感，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云从龙，风从虎。黄埔大门庄严，军校大纛猎猎。邓演达和枣庄有志青年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相遇于黄埔军校，随之开启了一段亦师生亦战友的革命情谊之旅。邓演达的革命理想和革命实践，深深影响着枣庄黄埔青年的革命志向，无论风云怎样变幻，道路怎样曲折，沿着邓演达的足迹继续前行，是枣庄黄埔人永远不变的初衷。

民国初年，枣庄（峄县、滕县）辖“三庄一镇”（枣庄、韩庄、台儿庄和峄城镇），滕县辖二区，属山东鲁西区^[1]。境内有两水（大运河、微山湖）、两山（黄邱山套、抱犊崮）、两路（大运河水路、津浦铁路）、一矿（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峄、滕两县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大部分土地分别被两县“八大家”^[2]们所占有。峄滕两地民众饱受剥削和压榨。故有许多极富爱国热情的枣庄青年，走出家门、国门，去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辛亥革命前后，枣庄有“六多”，即：下煤矿的多、干土匪的多、入帮会的多、当兵的多、当佃户的多、要饭的多。再加之匪患横行，军阀混战，更加深了当地百姓的苦难。如此混乱时局，迫使枣庄青年走上了投考黄埔之路。如四期学生陈敬，就因家中有四位亲人被土匪杀害，为报家仇，投考黄埔。

1905年秋，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号召国人和华侨一起推翻这个封建王朝，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新国度。此时，留学日本的滕县人孔繁霨、李庆施、渠有润和峄县人吴绍麟、崔蘧庵、尤吉三等，于1905年和1906年间，先后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回国以后，唤起同乡民众加入同盟会。峄县同盟会会长张文源、滕县同盟会会长李庆施等先后谋集党人起事，后受到残酷镇压，但这些深积的怨恨种子，已被深埋这片土地上后生们的心里，为后来枣庄黄埔人这个群体的崛起和爆发埋下了伏笔。如黄埔五期的阎毓栋、高维民，六期的武鸿轩等，都是峄县同盟会员武璋的学生，在校期间受到革命启蒙教育，才去投考黄埔军校。

枣庄青年是在1924以后开始离开家乡投奔黄埔军校的。这个时期，正处在中国北洋体系的崩溃和南方新势力兴起，形成南北军政格局重要转折的历史阶段。而此时，已经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已通过大会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而后，孙中山先生又开办黄埔军校，旨在“消灭曹锟、吴佩孚，根本上还要有革命精神。”^[3]再加之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他逝世后，其遗嘱和革命精神，又再次形成全国大规模的革命宣传活动。“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决不会随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4]

这些事件的连续发生，直接影响了枣庄青年，对他们追求革命真理，实现远大理想和抱负，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滕县青年学生杨荫鸿、张观成就是以共产党员身份，考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创建党支部，后又受党组织委派，从省立二师去投考黄埔军校的。

爱其师，信其道。邓演达高尚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着枣庄籍黄埔学生，邓演达如皓月之光照亮了黄埔青年的革命之路，枣庄黄埔人也如圣殿虔诚的信徒，不负师望，笃定前行。

屡经军事活动失败后，孙中山先生意识到，只有建立一个有思想、有信仰、有军事素养的革命队伍，才能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于是，在1924年创办了黄埔军校。而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军校七位筹备委员之一、开学后任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队长的邓演达，与共产党人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亲密无间，真诚合作。因此，一批枣庄籍学生也直接受教于邓演达。如滕县籍刘安祺、李大中、赵逢珏、赵玉岭等考取黄埔第三期；汤位东、朱兴汶、黄玉玺、陈传钊、陈传钧等被录取为第四期学生。峄县籍高魁元、陈敬、刘学斌、胡玉庭、曹世伟、范锦员陆续入校，也考入第四期。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对革命人才的需要也日益紧迫，鉴于此，在邓演达的极力推动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于1927年1月在武昌成立。武汉分校成立后，邓演达被任命为代理校长。原在广州军校第五期的政治科移至武汉，“李达、李汉俊、毛泽东、恽代英、宋庆龄、李立三等则被聘为特别演讲人员。”^[5]这样，武汉分校不仅有第五期政治科、炮科、工兵科学生，又继续招收了第六期政治科新生。此间，枣庄籍第五期学生阎毓栋、高维民等从广州移至武汉分校，朱道南、孙伯龙、杨荫鸿、张观成、庄兴元、黄僖棠、武鸿轩、赵良卿、宋东甫、李良均、刘赞宸等一批枣庄青年，通过不同渠道奔向武汉，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在校期间，他们通过学习阅读军校内由邓演达领导或支持所办的《社会月刊》《一周事实述评》《政治工作周报》《军人俱乐部》《武汉民报》等报刊，爱国觉悟和革命思想得到很大提高，这也为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他们去积极抵御外侮，英勇抗日杀敌打下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和高超的军事技能。

19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东湖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邓演达亲自主持。5月12日，邓演达亲自率领总政治部前方工作人员奔赴前线。北伐期间，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主持军部政治工作并参与北伐战役总攻计划的制定，亲自参加中路军的军事指挥。在这期间，他无惧风险，会晤并说服豫卫军总指挥靳云鹗，打开进攻通道。随后带着随从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由河南驻马店赶往上蔡北伐前敌总指挥部，穿梭于炮火连天的前线阵地，最终取得了与奉军的临颍之战的胜利。

不仅如此，早在1926年8月，北伐军攻入湖北时，邓演达就以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之职，参与领导了著名的汀泗桥和贺胜桥之战。尤其是部属叶挺独立团，作战非常英勇，一战成名，赢得赞誉。此战，也是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一个典型战例。

滕县籍黄埔四期学生黄玉玺也跟随邓演达，参加了此次战斗。“27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及第八军一部与吴佩孚亲自督战之刘玉春等部两万余人激战于汀泗桥，陈铭枢师、张发奎师、叶挺独立团等奋勇攻击，前赴后继，于29日晨胜利占领汀泗桥。30日经激战又克贺胜桥。”^[6]“在这次战斗中，黄玉玺不幸中弹两处。因伤势严重，被撤到后方治疗养伤。”^[7]

高擎民族独立之旗，坚守民族自尊之品，坚持民族自强之路，是邓演达伟大的思想体系，也是他始终坚持国民党左派立场不动摇的根本所在。这个思想体系的形成，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取决于他青少年时期所处的年代。那个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复杂，导致中国南北分割，军阀混战，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直至来到孙中山先生身边之后，由感性到理性，邓演达更深刻理解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并把追求革命真理，践行孙中山先生思想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二是取决于他两次旅欧之行，尤其是对苏联的深入了解，结合中国国情，理性分析“解决土地问题，实行耕地农有，是当前的一个主要的革命任务”^[8]，彻底完善了自己的民族自决思想。三是通过成立“第三党”以后，无惧蒋介石政府的打压，完全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

就以上三点而言，都给枣庄黄埔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第六期的孙伯龙，家中是非常富足的地主家庭，但他“放着好日子不过，自讨苦吃”，“就想追求更大的人生目标。省立师范毕业后，就去考了黄埔军校。”^[9]

在黄埔军校就读，后又出国研学。这在另一位第六期学生黄僖棠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其“出生于大地主家庭，家有土地千亩，在马兰屯开设粮行、牲畜行，有住宅数十间，并有家丁20余人持枪护院，是峄县四大家族中的显赫人物。”^[10]在军校受教于邓演达诸师长，“毕业后参加东征、北伐各战役。民国十八年至二十四年间，由见习官升迁中校。日寇于侵占我东北后谋我日亟，先生禀于‘知己知彼’之训，欲一窥敌国实况兼求学识之深造，遂于民国二十四（1935年）年夏辞职东渡，入日本东京专修大学，研修政经，并作社会调查。”^[11]

君权相对而言是民权。消除君权的专制，首先是改变传统的政治生态。在孙中山先生的众多追随者中，邓演达可以说是最富有革命精神的一位，他把中国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深得三民主义精髓，总结出适合中国社会的政治主张。于是，他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释解为：“民族主义是革帝国主义者的封建政治的命，而求中国的自由独立；民权主义是革封建政治的命，而造成民主的政治；民生主义是革封建经济的命，而得着（走）非资本主义建设道路。”^[12]这也是邓演达对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甚至超越。正如宋庆龄对邓演达的评价：“对于总理的教义和政策，邓同志是彻底地了解，而又努力地想得其实现，并且他十分明白，三民主义的实现，与民族解放，各阶级的公民权与自由权及为提高全国生活水准的斗争，两者是不可分离的。”^[13]

一个追求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超越三民主义的远大理想，一个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继续实行专制独裁，尤其对军队的集权控制，这种格格不入的交往，注定会彻底决裂。于是，蒋介石与邓演达开始渐行渐远，二人经历了自1922年以来的由初识到紧密合作，最终分道扬镳的结局。

在十年交往中，在1927年蒋介石提出的改都南昌，遭到武汉方面邓演达的抵制，是蒋邓关系破裂升级的开始，再加之后来邓演达一系列的反蒋行为，使蒋邓之间的裂痕变为鸿沟。但真正让蒋介石杀害邓演达的原因“是出于他的政治野心，他想到下野后最有力量上台的是邓演达，如不乘机干掉，将来对他的威胁最大。”“时值蒋介石下野以前（11月29日），竟下令侍卫长王世和将邓演达秘密带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杀害。”^[14]

邓演达在法庭上曾有这样一句著名的话：“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要革命！”作为邓演达曾经的黄埔学生，峄县籍黄埔六期学生孙伯龙也是用自己宝贵的生命，践行了邓演达“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要革命”这句话的真理和内涵。抗战爆发后，身为国民党身份的孙伯龙，拉起了抗日队伍，组建起由共产党领导的运河支队，“在鬼子头上跳舞。”“1942年1月1日，被日军的大部队包围，自己却带着少数战士掩护。他身中数弹牺牲了，那年他39岁。”^[15]

“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邓演达、孙伯龙师生用生命演绎这句千古名言。

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扶助工农”政策，得到了邓演达的忠实拥护和认真执行。尤其体现在农民身上，他有着极为朴素的情怀。因为邓演达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可以说就是农民的革命”，“我们革命真能成功，非得得到广大民众拥护不可，尤其是最大多数的农民。”^[16]

在邓演达短暂的36年人生中，平民情结，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特别对来自农村的青年学生，他都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毛泽东，邓演达曾给与了很大的关注与厚爱。在大革命时代，邓演达对毛泽东十分器重。早在1926年4月，主持中国革命军总政治部的邓演达，就特聘毛泽东为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在成立全国农民运动临时执委会，又特请毛泽东为委员、常委、组织部长；为培养农运干部，邓演达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邓演达又特聘毛泽东为副所长，主持工作。同道相扶，同舟共济，由此可见邓演达对毛泽东的赏识与信任。

1926年底，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邓演达也在很多场合发表演说、撰写文章，热情赞颂湖南农民运动。多年后，毛泽东曾感慨道：“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

1930年邓演达从苏联回国后，在筹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同时，又与中共负责人商谈建立共同反蒋联合阵线问题，但因受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对邓态度冷漠。然而，邓演达有着极为远大的预见性，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如果毛泽东一派当了权，我们是可能合作的。”从此可见他对毛泽东的信任，后来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完全证实了邓演达的远见卓识。对于邓演达的器重和信任，毛泽东也是铭记在心，他在给周谷城谈话中深情地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还以“以身殉志，不亦伟乎”作以评价，与岳飞、文天祥、瞿秋白等古今志士等同，是一位伟大的节义志士。

在邓演达推任毛泽东受聘农民运动讲习所副所长后，萧楚女、周恩来、彭湃等20余人任教员。前后共有20余省区800多名学员来此接受农民运动理论学习，并进行军事训练。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大革命的危机时期开办的，也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人民不断反蒋期间开办的。通过学习，学员们的革命理论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也给枣庄黄埔人在以后的革命实践埋下伏笔。邓演达的气节与大义，也直接影响了枣庄黄埔人，在这个群体身上也得以传承和发扬。六期学生杨荫鸿、张观成、朱道南，从省立师范开始，一直追随共产党。“1927年，杨荫鸿在与广州军阀作战中，英勇牺牲；张观成在武汉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惨遭杀害。”^[17]朱道南则跟随叶剑英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捕入狱，狱中至死不屈，大病不死，才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乡。后来，他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写了一本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在1962年把这本书改编拍成了电影，叫《大浪淘沙》，也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8]

在这800余名学员中，还有几位来自滕县的学生。北伐前夕，黄埔四期学生汤位东被邓演达任命为北伐军军事特派员(上尉，后升少校)，“与朱殿元（黄埔四期朱兴汶之兄）等派赴华北，负责微山湖、鲁西南和沂蒙山区地下工作，以策应北伐军的北进，不久遭张宗昌追捕缉拿。汤位东、朱殿元等即化妆贩姜商人推小车逃回武汉，同行者有杨荫鸿、汤美亭等。汤位东回到武汉，向北伐军总政治部汇报工作后，邓演达亲自介绍他到当时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任特别大队中校大队长。队部设在武昌龟山下天主教堂内，并驱逐了德国红衣主教。毛泽东、邓演达等曾多次去该大队讲课，杨荫鸿、汤美亭等都进入讲习所学习。^[19]”

见侮而不斗,辱也。视知己去厚爱，荣光。对待日军侵略，像猛虎扑食一样决绝；对待中国共产党，像春雨润物一样大爱无声。枣庄黄埔人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始终追随邓演达的脚步，参加革命，信宜中共，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邓演达在黄埔军校的影响，不亚于一面旗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一批又一批走进黄埔军校的热血青年。峄县邹坞的阎毓珠就是其中一位受益的人物。1925年，在资助陈敬、高魁元等考取黄埔军校以后，只读不到两年的私塾的阎毓珠也到达广州，想投考黄埔军校，却因文化不足，没能就读，只好留在黄埔军校干些勤杂工作。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开始，阎毓珠随北伐军总政治部北伐。因长期跟随在邓演达身边，阎毓珠也深受邓演达的影响，他刚正不阿的性格，无私无畏的品质，亲民爱民的情怀和壮怀激烈的革命精神，无时不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阎毓珠。因此工作也愈发出色，很快被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提升为特务长，“负责管理邓主任的文件、银元，并刻印和散发北伐军的传单，向沿途群众播放留声机，宣传北伐军的主张。”^[20]

1926年10月，阎毓珠接家信得知弟弟阎毓栋在济南被张宗昌逮捕，便拿信求助邓演达。“邓说：阎毓栋是我们派到山东张宗昌处从事秘密工作的，我已知他被捕。”于是，“邓演达吩咐军需给父亲500个银元，去济南营救阎毓栋。并说你文化水平低，以后多学习。此去济南任务艰巨，惟用智慧才能战胜敌人，完成任务，遂将自己用的派克金笔送给父亲作纪念。父亲到了济南，找到了关押阎毓栋监狱的典狱长，典狱长收了400个银元，将阎毓栋带到一间民房里审问，审问后阎毓栋将瓦揭掉，逃出民房，从城墙阴沟洞里逃出城，再回到黄埔军校，转入第五期继续学习。”^[21]

“对在监狱中的朋友们以及他们的家属或有关系的人，更无时刻不想法从精神上及物质上去安慰和援助他们。”^[22]以革命之苦为乐，为下属之苦为苦，则是对邓演达大义解救阎毓栋最贴切的评价。

回到黄埔军校续读的阎毓栋，后来也没辜负邓演达的期望。抗战爆发后，他潜伏敌占区，不仅为国民党军统部门搜集情报，还积极掩护遭日军追捕的共产党人。辽宁大学副校长董鸿书抗战时期在济南遇险，他曾回忆当时阎毓栋救助自己几个共产党员的过程：“给每人准备了一个白口罩，派人找了五个黄包车，他本人也戴了一个大口罩，走在前面，一直拉到离济南的第三个小站下了车。”^[23]

尽管邓演达已牺牲数年，但他的革命精神始终在影响着枣庄黄埔人。无论在邓演达时代，还是后邓演达时代，枣庄黄埔人追随邓演达革命精神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

阎毓珠营救阎毓栋后，见邓演达已与蒋介石反目，随后被杀害，便几经辗转再次进入黄埔军校成都分校。但无论怎样，都初心不改，对共产党充满同情。通过曾在方志敏部参加过红军的爱人介绍，他结识了从延安派来成都潜伏的地下党员，“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并在1941年底，帮他搜集国民党新津机场的‘飞行参数’‘机场图纸’，还搞了某个‘关键零部件’。”^[24]

从上述事例中不难看出，邓演达对中共信任带给阎毓珠的影响之深，再加之“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如川军出川抗日，连棉袄棉裤棉鞋都没有，而后方的国民党官员却花天酒地，贪污纳妾。”“以至于1949年国民党准备撤台时，多位老兵动员他去台，都被拒绝。因为他相信共产党，了解他们的政治主张。”^[25]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作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邓演达的人格魅力是何等强大，一直在影响着身边人。同时，也足以说明中国农工民主党在与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的合作过程中，基础是牢固的，情感是真挚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如果说阎毓珠是受邓演达平民思想及亲共表现所影响，那么，黄埔四期学生汤位东则是被邓演达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坚持十年反蒋，痴心不改。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邓演达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进行反对蒋斗争。为响应邓演达的反蒋号召，汤位东从1927年开始，曾被邓演达任命为武汉工人纠察大队长，后参加了第三党组织工作，负责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络全国各地黄埔同学一起倒蒋。此举，得到邓演达的高度赞赏。“邓演达曾给汤位东书‘成功成仁，所志不二’相勉励^[26]。他还在《黄埔月刊》上发表过《怎样加速蒋介石的崩溃》一文，说“……龌龊政治的南京伪政府，有一群甘为蒋氏家奴无聊的官僚政客，所形成的分脏式的政治……可以断定蒋介石的必然崩溃，革命的民主势力的获最后的胜利！”^[27]

后来，汤位东遭南京政府通缉，并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和黄埔军校学籍。尽管如此，汤位东仍高举邓演达的反蒋大旗，在天津意租界创办《民风报》，自任社长，继续做反蒋宣传活动。其间曾数次险遭特务暗杀。“在天津英租界伦敦路伦敦里六号汤位东住宅的卧室内衣架大衣上连击七枪，因汤外出，才免遭不测。”“1928年他乘火车北上，途径滕县回老家，被特务发现电告蒋介石，蒋下令抓捕汤就地枪决，滕县公安局长陈传钧得悉，给汤位东一百块钱路费，让他跑到界河火车站扒火车跑了。”^[28]

甚至在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以后，汤位东仍越挫越勇，先后任“西南政府”参议、“抗日同盟军”第四路总指挥，坚持反蒋斗争。1934年11月9日晚，国民党特务在天津日租界的“国民饭店”内将秘密开会的吉鸿昌将军逮捕，汤位东因迟到再次免遭逮捕枪杀。随着“西南政府”垮台，而后抗战全面爆发，汤位东才以民族大义为重，停止反蒋活动，开始走向抗日战场。

“一生忧国忧民，坎坷不逊斧钺之威，乃秉性光明磊落，正气浩然而得来。作为一代乡贤，一代历史人物的镜鉴，位东大哥无愧于典型之一。”^[29]这是汤位东黄埔四期同学文强先生对汤位东一生最中肯的总结，其中是不是暗合诸多邓演达的影子呢？

中国农工民主党章程总纲中这样写道：“在民主革命时期，本党团结爱国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奋斗，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的确，枣庄黄埔人秉承邓演达的革命精神，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义无反顾地奔赴东征、北伐战场，打倒军阀，灭除列强。尤其在后邓演达时代，他们抗击日寇，参加解放战争，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全国统一，无惧生死，英勇奋战，浴血疆场，屡建奇功。

无论第一次、二次东征，还是北伐战争，前六期的枣庄黄埔人大都参加。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枣庄黄埔人更是赴汤蹈火，英勇向前，都投入了抗日战场。尤其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各个抗日战场上都有他们的身影。如四期的高魁元以第83团团长之职，“带两个连攻打罗店，最后只剩下了12人。团长受伤了，营长受伤了，连长被打了五枪，没死。”^[30]

在敌后游击战场，六期学生朱道南“拉起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抗日队伍，成立‘鲁南抗日自卫团’，后来组建了运河支队。”^[31]即便躺在病床上，四期学生陈敬“打完太原会战后得了肺结核，回家养病时把手枪送给了干八路的刘景镇，去打鬼子。”^[32]

……

解放战争时期，枣庄黄埔人亲共，忠共，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四期学生朱兴汶，“被王耀武任命为滕县县长后，枪决了国民党国防部派驻滕县的特务和五名抢劫惯匪，下令全部释放了关押在监狱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减免了农民历年的欠粮。”后来率部两次起义，投向共产党阵营。^[33]

……

在抗美援朝这场，六期学生庄兴元往朝鲜输送炮兵，来来回回十几次入朝，参加三次战斗。“有一次打美国的飞机，原来是把大炮排成一排，效果不好，他经过测算以后，就把大炮摆成圆形，一下子就把美国飞机打下来了。”^[34]

……

为追随邓演达投身革命，枣庄黄埔人从不足惜个人生死，甚至连同家人都为革命事业付出巨大牺牲。如当年从滕县逃亡武汉，被邓演达推荐给毛泽东，进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朱殿元“被军阀所捕，遭毒打吐血而死；大哥朱东渠因革命关系，遭滕县国民党的嫉顽，在滕县枪毙。母亲服毒而死。父亲连遭不同打击，精神失常，逃亡乞食，最后在南京投江而死。”^[35]

……

尽管如此，枣庄黄埔人的后人们不忘父辈革命精神，自立自强，各有建树。如阎毓珠之子，有的毕业于复旦大学医学院（阎靖中），现为青岛医学院教授；有的毕业于西南大学（阎靖宇），现为国家干部，生物学专家。

 

结语

没有哪所军校能与黄埔军校相类比，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没有哪个人物能与邓演达相比肩，与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的个人关系如此亲密合作，肝胆相照。“尤其是邓演达，在与共产党人合作进行农民运动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36]

只有黄埔军校师生，为国家和民族利益有着宗教般的信仰去为之献身。同样，也只有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演达，为实现个人政治理想，敢与蒋介石集团单枪匹马地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直至付出宝贵的生命。

有理想人才会拥有机遇。枣庄黄埔人在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进程中，不仅抓住机遇直接受教、受益于邓演达，而且都逐渐成长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有生力量，实现了个人的革命理想。

回望历史，昭示未来。九十年农、共风雨与共，一万年两党亲密精诚。

笔者认为，在中国农工民主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我们纪念邓演达，致敬枣庄黄埔人，是因为他们都拥有以民族大义为重，爱国主义为重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如一缕飘过历史时空的浩然正气，感召国人，释放力量。让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融进血液，铭记心头。“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37]

爱国、团结，奋斗、负责，牺牲、奉献，正是新时代赋予中国农工民主党新的内涵。

日月旋转，辉煌河山。看今天，中国农工民主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与其它民主党派一道，同心同德、携手前行，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昂首阔步，从高山走向太阳！

 

（本文获中国农工民主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究优秀论文二等奖，作者枣庄市工人文化宫王功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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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枣庄总览编纂委员会：《枣庄总览》，新华出版社，1992年10月，第3页。

[2]马西良《清末明初时期的滕县“八大家”》，2013年3月7日《枣庄晚报》第19版；王功彬：《峄县名门望族与台枣铁路的恩怨》，原载《天下@第一庄》，第二十期。

[3]孙中山：《陆军军管学校开学演说》，1924年6月16日。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1982年2月，第324页。

[5]1926年12月16日：《革命军日报》。

[6]李松林、齐福麟、许小军、张桂兰编:《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8月，第155页。

[7]2009年5月1日：《滕州日报.往事副刊》。

[8]《邓演达先生行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16页。

[9]据2013年11月20日笔者对孙伯龙之子孙继龙访谈记录。

[10]张守德、张远辉主编：《枣庄人物》济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

[11]台湾:《黄僖棠讣告》，1989年7月9日。

[12]《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182页、216页。

[13]宋庆龄：《纪念邓演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3页。

[14]朱蕴山:《怀念亡友邓演达》，载《前进》月刊，1981年12期，第11——13页。

[15]据2013年11月20日笔者对孙伯龙之子孙继龙访谈记录。

[16]曾宪李、万云：《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5月，第69、第95页。

[17]中共滕州市委研究室编著：《中共滕州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第25页。

[18]据2011年6月10日笔者对朱道南三子朱平坦先生访谈记录。

[19]据2011年9月5日笔者对汤震方外甥秦鸿勋（1918年—2013年）的访谈记录。

[20]据2014年1月19日笔者对阎玉珠四子阎靖忠先生访谈记录。

[21]据2020年3月23日笔者对阎毓珠五子阎靖宇先生访谈记录。

[22]《邓演达先生行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15页。

[23]董鸿书：《董鸿书回忆录》(2003年版)。

[24]据2020年3月23日笔者对阎毓珠五子阎靖宇先生访谈记录。

[25]同上。

[26]据2011年9月5日笔者对汤震方外甥秦鸿勋先生的访谈记录。

[27]原载1930年《黄埔周刊》第三、四期合刊，第58～62页。

[28]据2011年9月5日笔者对汤震方外甥秦鸿勋先生访谈记录。

[29]据1988年5月15日文强给汤位东夫人书信。

[30]据2014年7月19日笔者对高魁元第83团士兵李名清访谈记录。

[31]据2011年6月10日笔者对朱道南三子朱平坦先生访谈记录。

[32]据2011年6月笔者对韩邦富（1939—2013，邹坞镇中陈郝村原支部书记）访谈记录。

[33]滕县史志办公室编:《滕县志》（油印本）1987年12月，第1475页。

[34]据2015年2月21日笔者对庄兴元五子庄隆鲁的访谈记录。

[35]据2011年8月朱殿元族孙朱广群提供《刘子衡给朱兴汶书信》。

[36]王功安、毛磊编著:《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5月，第160页。

[37]孙中山：《三民主义》（1924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