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济南战役胜利70周年。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9月24日，全歼守敌，济南宣告解放。期间，9月19日，国民党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所部三个旅两万余人起义，把济南西线阵地连同该部控制的飞机场完整地交给了解放军，打开解放军进入市区的大门，使解放军迅速夺取了济南战役的胜利，从而揭开淮海战役胜利的序幕。吴化文部起义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农工党（时称第三党）做出了重要贡献。

农工党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中共亲密合作积极开展策反工作，为瓦解敌军，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至1949年，农工党通过本身的各种关系，发挥穿针引线作用，参与策反收到成效的，上至集团军总司令、省政府主席，下至警察总队长、县长，计有：吴化文、马师恭、张轸、张奇、毕书文、康朴、曾伟潮、周绍轩、范绍增、邓宝珊、王安昭、叶芳、方师岳、吴钟奇、丁锡山、李洁之、魏鉴贤、练惕生、施祥生、赵士佳、祝更生、张慕槎、谢汝昌、俞步募，等等。

1978年冬，农工党党员、策动吴化文起义的中介人王一民，详细叙述了农工党如何派人策动吴化文起义的经过。口述纪录刚整理完，王一民即逝世。吴化文是怎样开始倾向人民的呢？事情还要从农工党成立初期说起：

一九二九年的历史渊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仍然满怀革命的激情，继续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自从民国十六年（1927）七月以后，本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已入于失败时期”，“党一部分的中央同志及各地方负责同志，因为要挽救革命的失败，要实现革命的主张，要继续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使命，以贯彻革命民众的要求，乃在中央领导机关破产以后，于十六年十月有本会组织。”11月，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为响应这一宣言，1928年春谭平山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以邓演达为总负责人。

1929年，王寄一寄居在济南阜阳里王一民的家中。在日常的交谈中，王寄一时常流露出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曾利用王一民家后院房屋秘密开会。后来，王一民才知道王寄一已经参加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进行反蒋斗争。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十个省区代表参加的全国干部会议，通过《我们的政治主张》。次日发出《通告第一号》“建立正规的中央，以完成孙中山主义革命的使命，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人民直接掌握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建设。”1931年11月，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在山东的委员何世琨被捕，由王一民设法营救，并送王寄一到青岛乘外轮赴福建避难，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章伯钧带来周恩来的话

1946年5月，第三党中央（时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由重庆迁沪，王寄一到南京找王一民，向王一民谈了别后情况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并说他和章伯钧等正在开展策动反蒋工作，希望王一民同他们站在一起。还说章伯钧要来看王一民。王一民向王寄一谈了吴化文的情况。

一天，王寄一陪同章伯钧来访。章伯钧说：“你和王寄一所谈吴化文的情况，我已清楚，要反蒋，我有办法，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先生住在梅园新村，吴随时可以和他密谈。”这期间，王一民和王寄一、章伯钧时有来往，章伯钧还借用过王一民的小汽车，贴上“国大代表”的标志，在南京进行秘密革命活动。

7月上旬，蒋介石电令吴化文到南京，吴到后住在九十六军驻南京办事处。一见面，便问王一民对时局的看法。王一民汇报了各种情况后说：“章伯钧和王寄一都是民主人士，他们和我谈了一些问题，很有道理。”吴化文说：“民主人士我信不过。蒋介石总想消灭共产党，也消灭我们，我们要保全实力，我想请教冯玉祥先生。”

7月11日，吴化文和王一民来到南京上海路143号冯玉祥家，受到冯玉祥、李德全夫妇接待。吴化文谈了自己的情况，抱怨说：“原来有4万多人，损失了一半。”冯说：“你看看南京的情况就知道了。蒋的嫡系军队的待遇比杂牌军队高得多，他们在搞新的‘五子登科’（指房子、车子、金子、女子、厂子），老百姓深受其害。你们是受歧视的，当然不舒畅。”李德全说：“我们要爱国，爱人民，就要反对他们，否则早晚要被他们吃掉。为了生存，要动脑筋，想办法，找出路。”冯问吴化文：“你看怎样？”吴说：“请冯先生指示。”冯玉祥说：“要坚定自己的信心。我不便出面，介绍你去找李济深，他会帮忙。我写个名片给你，另外打电话介绍一下。”晚上七点钟，吴化文和王一民去鼓楼头条巷一号李济深家，章伯钧、王寄一已在座，大概是李济深接到冯玉祥电话后约他们来的。吴化文看到这情况很诧异，半天说不出话来。李济深赶忙说：“这帮人是对蒋介石不满的，他们是民主党派负责人，站在共产党一边，是和共产党联系的桥梁。”还郑重地说：“你的事情焕章（冯玉祥字）已经对我讲了，在这里可以公开商讨。”这时吴化文才打消疑虑，开始会谈。那次参加会谈的有李济深、章伯钧、王寄一、陈铭枢、吴化文和我，主要是彼此熟悉一下，没谈具体问题。李济深最后说：“章是负责与中共方面谈判的，由他和周恩来先生商量后，再约会回答你们。但无论如何，只能我们几个人知道，千万保密。”

王一民赴济南促吴起义

1946年7月17日，在南京的王寄一约王一民在湖南路大同新村九号见面。下午2时许，吴化文和王一民步行前往，没带随从。这次见面，李济深派陈铭枢作代表，还有章伯钧共五人。章伯钧说：“我已向周先生谈过，周说，吴先生愿意到人民方面来，我们欢迎，以后密切联系。”吴化文说：“我的驻地在山东兖州，陈毅是解放军司令员，驻鲁南临沂。”章说：“周先生会密电通知他和你联系。”1946年冬，周恩来离开南京，王寄一到了上海，第三党的秘密活动也转到上海，王一民经常由宁赴沪联系，汇报情况。后来，第三党的郭则沉由渝抵沪，也参与了策反吴化文部的工作。吴化文回到兖州后，陈毅司令员即通过被俘的吴的师长于怀安与吴化文通讯联络。11月陈毅司令员又派代表直接与吴联系，以吴的参议名义，时去时来。双方取得默契，吴的驻地没有受到解放军袭击。

1948年7月某日，王一民在杨虎家里同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会面，他询问了吴化文的情况，没有深谈。7月下旬，在国际饭店会面，吴克坚、杨虎，第三党的王寄一、连端奇、郝宇新、王一民在座。大家一致提出由王一民去济南促吴起义。王一民答应：“等本军请领的卡车、弹药批下来就去”，大家要王一民写亲笔信，让郝宇新先去联系。不久，吴化文来信说，已与郝见面，因过去不认识，没有多谈，并说济南紧张，到处是特务，嘱王一民慎重。

9月，王寄一奉上海地下党指示，打长途电话给王一民，示意催促，吴化文也发来两次电报，催王一民赴济南，9月8日王一民飞往济南，行前通过长途电话向王寄一报告了行踪。到济南后王一民才知道，吴化文为了准备起义和行动方便，已经由城内搬到商埠的王一民家居住。当晚，王一民向吴化文传达了中共地下党指示，吴化文说：“解放军要进攻济南，情况紧张，看几天再说。”中共的态度是：“充分认识吴化文的特点，防止他在最后五分钟发生动摇。”

9月12日，津浦铁路副局长陈词元的儿子陈序请吴化文和王一民吃饭，并约有王耀武的副官长翟松山和参谋长。席间陈序等问吴化文：“共军要进攻济南，吴军长看情况如何？”这是试探的信号，吴假作坦然，以乐观的口气回答说：“共军来得好，我们打个样子给他看看，我相信保卫济南是不成问题的。”从他们的恭维中，可以看出吴的应付起了一定的麻痹作用。晚上，中共代表刘同志到王一民家和吴化文单独谈话约一小时，吴叫王送到大门口，刘同志郑重指出，现在时机已到，应立即行动，为人民立功。

9月14日，吴化文派处长卢连章陪王一民到飞机场和旅、团长们见面，要王一民表面上给他们固守飞机场打气，同时作些暗示，使他们对“应变”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王一民思考了一下，应该以本军的感情来维系军长的威信，于是他说：“济南局势紧张，大家更要和过去一样，相信军长，不论什么情况下，听军长指挥。我们大家知道，军长是有办法的。”这天晚上，吴对王一民说，预定起义日期为9月25日，至迟不得超过9月底，叫王一民15日飞回南京，把他在南京的家眷送到上海转往香港。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顺利进行之际，不料副师长杨团一告密。王一民乘坐的飞机刚到青岛，便上来两个军统特务，到南京下飞机后，王一民即被特务紧紧盯上。自知难以脱身，王一民于16日写了封信，让前妻赴上海面交王寄一，并向济南打军用电话找吴讲话，没有找到。事后得知，这时吴化文已进入飞机场，军用电话从王一民家搬走。吴进飞机场后，把所有通道都封锁起来，不让任何人进出。9月19日晚，吴化文宣布起义，于解放军迫近机场时，把济南西线阵地连同飞机场完整地交给解放军，打开了进入市区的大门，自己带着部队撤到黄河以北的桑梓店一带听候整编。他几经周折，终于弃暗投明，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1948年9月24日，第三党的章伯钧等人在海船上，由无线电收听到吴化文部投降和济南攻克的消息，章与沈衡老、谭平山、章汉夫开了一个会。章伯钧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一半，因为济南一下，蒋介石在军事上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了。”“军事局势，自济南解放，王耀武被俘，以后变成“捉猪”的局面，甚至比捉猪还要单纯，蒋介石已然不能挣扎了。”

（改编自樊振《农工党参与策动吴化文起义》。樊振，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理事，农工党连云港市委会党史研究室主任。）